恢复高考30年

中国高考大记事 1949年 高等学校单独招生
1950年 同一地区高校联合招生
1951年 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
1952年 全国统一招生
1966年 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废除高考，高校停止招生
1971年 高等学校逐步举办试办班，恢复招生。工农兵大学生出现
1977年 6月29日至7月15日，当年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，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
1977年 8月13日至9月25日，当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，确定高考招生办法
1977年 10月12日，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
1977年 11月3日， 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长期中断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从此开始恢复 中国恢复高考的原由 　　 1977年8月4日，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。8月6日，清华大学的代表在会上反映说，清华现在招收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，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，还要补习中学课程。邓小平插话道：那就干脆叫“清华中学”、“清华小学”，还叫什么大学！8月8日，许多代表呼吁恢复高考。邓小平问：“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？”大家回答，今年改还来得及，最多晚一点。邓小平听后，当即决定，从当年起恢复高考。 邓小平复出前就筹划恢复高考 　　 恢复高考，是邓小平1977年7月复出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。
　　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。从这一年到1966年“文革”前，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、一次考试、分批录取的办法。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，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。
　　 “文革”开始后不久，高考制度即被取消，高校也停止招生工作。直到1972年，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，但明确规定：只“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”，不招收应届毕业生，取消文化考试，实行“自愿报名、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、学校复审”的办法。这期间，“白卷英雄”被树成典型，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差参不齐，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。
　　 到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时，高考制度已被废除整整10年，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，广大群众对当时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。
　　 此时的邓小平，心情急切。虽然尚未复出，但一直在关注着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“重灾区”，并开始筹划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。
　　 1977年5月24日，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同志说：我们要实现现代化，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。发展科学技术，不抓教育不行。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，必须有知识，有人才。要经过严格考试，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。
　　 下令“追回”上报中央的报告
　　 1977年7月，邓小平复出，他自告奋勇地提出抓科技和教育工作。
　　 8月4日，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，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。这是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。
　　 8月6日，清华大学的代表在会上反映说，清华现在招收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，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，还要补习中学课程。邓小平插话道：那就干脆叫“清华中学”、“清华小学”，还叫什么大学！
　　 8月8日，邓小平继续听取与会代表发言。会上，武汉大学一位教授强烈呼吁：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，好像工厂的原材料，不合格的原材料，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。在座的其他科学家也踊跃发言，一致建议国务院恢复高考制度。
　　 当时，教育部刚开完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，决定继续推行“文革”后期确定的招生办法，方案正在上报中央，各地也正按照会议精神，准备当年的招生工作。
　　 邓小平问道：“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？”大家回答，今年改还来得及，最多晚一点。
　　 邓小平听后，当即下令要求教育部把上报中央的报告“追回来”，并一锤定音地说：“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，不要再搞群众推荐。从高中直接招生，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、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。”
　　 话音未落，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。
　　 调用印《毛选》的纸张印试卷
　　 座谈会结束后，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，于8月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。由于许多人还被“左”的思想所束缚，会议争论十分激烈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也陷入徘徊状态。
　　 邓小平坐不住了。9月6日，他写信给当时几位中央领导同志，指出：“招生问题很复杂。据调查，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，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(特别是数学)，所以至少80%的大学生，须在社会上招考，才能保证质量。”
　　 9月19日，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：“1971年全教会时，周恩来同志处境困难。1972年，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，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。”“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。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。”
　　 邓小平的“9·19谈话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以极大鼓舞，许多人连夜打电话、拍电报或写信，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。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，历时38天的1977年全国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结束，恢复高考已成定局。
　　 接下来，《红旗》杂志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，整理成评论员文章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》。9月30日，邓小平在送审稿上批示：“这是一个重要问题，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，进行修正，然后确定是否发表。”
　　 随后，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，亲自进行修改和审定。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，说：“政审，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。政治历史清楚，热爱社会主义，热爱劳动，遵守纪律，决心为革命学习，有这几条，就可以了。总之，招生主要抓两条：第一是本人表现好，第二是择优录取。”??10月21日，教育部决定从1977年起，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，恢复统一考试制度。
　　 12月，570万考生走进考场，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，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。这恐怕是迄今为止，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、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。
　　 当时，由于资源严重匮乏，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，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。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，他当机立断，决定将印刷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，调配纸张，先行印刷高考试卷。
　　 就这样，1977年冬天，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，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，终于重新打开。在这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里，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春天。
　　 如今，30年过去了，邓小平当年做出的决策，其意义早已超出高考本身。他让一代代中国人明白：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，一个民族的命运。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。教育是未来，是希望。
　　 这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、丰厚的遗产。 恢复高考30年不同年代的高考特征 　　 从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，至今已近30年。对于千百万高考经历者来说，在许多人的心中，都刻下了深深的印记，它成为千百万人命运的转折点，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符号。
　　 上世纪70年代：高考史上的特例
　　十年文革，让中国和当时的年轻人失去了不少机会。在最应该读书的年纪，这些学生四处串联、上山下乡，但是很多人依然没有忘记学习，可是可供看的书太少，学习的氛围远远不够。1977年，停顿10年的高考在邓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复，多少青年奔走相告，为之欢呼雀跃。当年的12月11日-13日，全国570万青年开始争夺27万个大学生名额。1978年7月，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。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，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，这恐怕是高考史上的特例。
　　经历了动荡坎坷，深知国情的青年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。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，从教室到图书馆，从早到晚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用功。而学生之间的年龄和阅历也相差很多，这无疑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氛围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思想解放时期，文革刚刚结束，国家开始走向复苏和正规，何去何从，怎样发展，怎样看待过去的十年，这些都是大学生们思考的问题，他们想找到答案，同时也发表自己的主张。
　　上世纪80年代：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
上世纪80年代，是知识开始渐渐流行的时代，又是一个被人誉为“文化复兴”的时代。知识，对于当时的人来说，是一种既新奇又时尚同时又是内涵和深度象征的名词，各色各样的书籍开始在书店的书架上出现，
　　知识的流行也引起了人们对高考的重视。上世纪80年代，高考已经如常进行，成了中国内地高中生必经的人生洗礼和重要考试。考得好的，将有成为“社会栋梁”、享受国家分配的权利，没考好的，进不了大学的象牙塔，也将有另外的一种出路。但无论如何，在上世纪80年代学子心中，高考，依旧是非常重要的考试，没有扩招，录取率很低，基本没有高收费的民办高校，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有限的学习名额，用“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”来形容80年代的高考考生，毫不过分。
　　上世纪90年代：分化的高考
　　上世纪的90年代初，高考依旧神圣无比，对人生前途的影响也显得尤其大。所以，很多农村考生只要有一点点条件，都会拼尽全力去挤高考这道独木桥。有的考生不惜数次复读参加残酷的高考。
1994年，全国37所重点院校试行并轨制收费，逐步建立起“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、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”的机制。以前国家发生活费相当于“国家干部”的大学生身份从此要自己掏钱读书。“3+2”高考模式的开始，使得很多高中的备考方案随着改变。
　　1995年到1998年间，考大学的难度没有降低，虽然没有开始大规模扩招，但那时的大学生似乎失去了一定的神圣光环，已经不像上世纪90年代初那么高不可攀。可能由于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将近20年，社会上各种类型的职位都增加了需求，尤其是经济、管理类的学科文理兼收，所以学生对文科、理科的选择偏向也更多地投向于自己的兴趣和潜力，反而少了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心理。1999年对于许多考生和家长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：扩招、实行“3+X”的高考模式、考后填报志愿。该年，全国高校招生数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激增了22万人。此举大大扩展了高等教育的受众面，但也引发了关于“教育质量下降，大学文凭是否贬值”的激烈争论。
　　本世纪：大踏步地改革
　　2000年后的高考，其参与者是这个时代最年轻的一批人，生于上世纪80年代，个性鲜明，主见十足，对于高考，他们的思考已经突破传统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却不可避免地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：一方面，他们怀疑应试教育和高考的效益，抗拒应试教育；另一方面他们仍要被高考指挥着生活和学习。在竞争日益激烈、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，考上好的大学，至少是本科，已经成为这代人人生起点的先决条件。
　　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，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、娱乐众多的时代，再者，他们本身就热衷追逐新鲜的事物。玩乐、感情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，他们再也不是简单的一群只知苦读的“眼镜王”、“书呆子”，他们的高考也不再是在日日做题中度过，他们不但活在老师、辅导班、高考的指挥下，更是在竞争的现实和年轻浮躁的心理中，寻求玩乐和学习的平衡，在高度娱乐的社会环境中，他们的高考已完全不同于任何时代，独显出特有的群体个性。
　　在社会的呼声中，高考也大踏步地改革，从扩招到资助招生，从新课程到标准分，从大综合到小综合，高考在素质和减负中寻求平衡。